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 第六十节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第六十节
本节论述近代中国对科学方法的强调,以及由此引发的“科学与玄学”论辩。
本节论述近代中国对科学方法的强调,以及由此引发的“科学与玄学”论辩。
近代科学主义者把科学方法视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核心,也是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主因。任鸿隽引哈佛校长艾略特之言,认为中国缺归纳法,学者多凭空想与传授,缺少实验验证;严复借培根之语称方法为“一切法之法”,丁文江、胡明复、任鸿隽等也主张科学的本质在方法而非材料,只要方法正确,任何现象皆可成为科学。
在逻辑层面,人们主要强调归纳与演绎。严复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将二者译为内籀、外籀并作解释,指出中国传统虽有两法却未充分发展;胡适认为假设与证验、归纳与演绎须相互为用;胡明复主张归纳与演绎往返交替才是科学方法的特点,任鸿隽则强调归纳最能带来知识进步。在一般意义上,丁文江把科学方法界定为对事实分类并求得法则,何兆清列举观察、实验、分类、分析、假设等步骤;严复强调验证须广而久,胡适则概括为“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1923年“科学与玄学”论辩是人文主义者与科学主义者的正面交锋。科学水平尚低的现实使科学主义者不满于给科学划界:胡适认为限制科学无的放矢,丁文江称对方为“玄学鬼”。人文主义者则受一战后欧洲对科学与文明信心动摇的影响(如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主张按科学的怀疑精神检查科学的适用范围;他们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不满科学主义对传统与伦理的否定,但整体并不否认科学,梁启超所言“欧洲科学破产”实指科学万能论的破产,其目的在于限制科学范围、抵制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