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德国史》第二十二节

本节从历史学界对德意志帝国的争论说起：老一辈史家颂扬统一与高层政治，而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等学者转向社会经济紧张局势，强调普鲁士封建—贵族—军事精英的统治，以及他们通过镇压、分化……

本节从历史学界对德意志帝国的争论说起：老一辈史家颂扬统一与高层政治，而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等学者转向社会经济紧张局势，强调普鲁士封建—贵族—军事精英的统治，以及他们通过镇压、分化、转向帝国主义来维持权力，各精英靠共同敌视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实现“消极整合”。近年有史家质疑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低估了下层阶级的多样性与抵抗，也高估了精英的长远共识，主张描绘一个更参差多变的帝国图景，但其解体方式确实暴露了体系的结构缺陷。

文化上，官方文化充斥着强国热望与英雄主义的象征；现实主义作家冯塔纳、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写一个北部中产家族的衰落）、豪普特曼等则批判现代生活的矛盾，社会思想家关注城市生活与个人家庭的变迁，视觉艺术出现反官方的分离派、印象派、表现主义和青年艺术风格，后来的“魏玛文化”此时已萌芽。业余生活方面，中产阶级模仿贵族、追求预备军官身份，青年漂鸟运动倡导自然生活，却带民族主义、反犹、反马克思主义倾向，与工人阶级文化冲突。

思想上，19世纪中期崇尚实证主义与进化论，世纪之交转向不确定性：尼采、瓦格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化悲观情绪兴起，齐美尔、滕尼斯、特勒尔奇创立社会学概念，马克斯·韦伯以广博著作比较东西方社会，试图调和实证主义与观念论，其学问之丰未被超越。关于一战起因，从克尔的“国内政治优先”到费歇尔重提德国战争罪，主流意见认为须综合国内矛盾、文化成见与国际环境。俾斯麦下台后德国转向世界强国目标，帝国有经济、文化动因（韦伯1895年弗莱堡演说即主张以强大国家保护德意志文化），并与海军建设挂钩；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逐步形成，德国滋生“被包围的恐惧”，更倚重与奥地利的关系；军备竞赛加剧战争恐慌，1912年12月8日的非正式战争会议上，皇帝称战争“越快越好”，毛奇附和，蒂尔皮茨则称海军尚需18个月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