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德国史》第十二节

本节论述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地区领主与宫廷地位的提升，并以勃兰登堡—普鲁士为例说明专制邦国的形成。

本节论述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地区领主与宫廷地位的提升，并以勃兰登堡—普鲁士为例说明专制邦国的形成。

战后，欧洲贸易重心西移，德意志城市普遍衰落，自治权被诸侯削弱，许多城市沦为行政中心；经济恶化的贵族也日益依赖领主，成为专制邦国的仆人。

勃兰登堡—普鲁士是官僚化邦国的典型。霍亨索伦家族经联姻扩张获得广袤领土，因在帝国之外拥有东普鲁士领地，1701年得以称“在普鲁士的国王”。其疆域文化、经济、宗教、语言差异极大，是一个“复合的”政体，西部较繁荣，东部贫穷落后。但弱小的城市、贫困的贵族和受压迫的农民便于控制，王位继承又长期无争议，为集权提供了条件。

几代君主逐步推进集权：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与庄园领主协议换取建立常备军的资金，推行税制使城市贵族失去政治盟友，城市自治被官僚部门取代，贵族组成军官团为中央效力；腓特烈三世自立为王，大建宫殿，扩充军队；“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重视军事与官僚建设，1733年设征兵区制度，1723年合并机构成立最高总理院，宣布领土不可分割，并以奖惩、异地任职等手段保证官员忠诚，破坏了地方自治；腓特烈二世增设部门与省委员会，另设密探监视地方官，但因通信落后、政务依赖国王个人，行政效率不高。同时，王朝利用虔敬主义取代路德派为国教，切断贵族借宗教巩固地方权力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