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第九十节
本节先论述中国民粹主义的两个成分。其一为苏俄成分:俄国民粹派认为俄国村社和农民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本节先论述中国民粹主义的两个成分。其一为苏俄成分:俄国民粹派认为俄国村社和农民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俄国民粹主义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等五四知识分子从中汲取乡村情怀、大众民主观;20年代后期村社社会主义成分影响中国共产党,乡村革命实践使一些共产党人产生类似设想;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否定了这一思想,但新中国建设时期他相信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思想中出现民粹色彩。其二为现代本土成分:激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将外来思想自主本土化,包括梁启超、鲁迅、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以启蒙教育为核心的文化选择,以及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强调政治动员和土地革命的政治选择。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为中共农民运动提供框架,共产党人依靠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民粹主义在中国既有外生性(受西方、俄国影响),也有内源性(植根传统文化与中共革命)。
随后本节思考“民众迷思”问题。作者指出,民众与政治的关系难以简单解答,只能不断追问;政治精英对民众的特殊期待或许构成一种“民众迷思”。迷思(myth)是古老、缺乏证据、经讲述加工而带神奇色彩的故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它是人们应对社会冲突而编的故事;用“神话”理解则指含超自然性的虚构叙述。“民众迷思”既源于人民创造历史的真实事实,也含精英的臆想加工——“人民”概念本身即由精英使用。人民形象既真实(具体劳动者创造财富、推动文明)又模糊(概念抽象、被赋予神圣权威)。精英既相信民众力量无坚不摧,又困惑其方向与归属,陷入对民众力量的着迷与不确定感。
最后作者评价民粹主义:它以人民为中心,其人民是具道德优越性的整体概念而非个体公民,其人民主权、平等追求及反精英策略都不应成为指责理由;其底层人民观、社会批判意识、乌托邦理想和大众参与路径有内在合理性,故历史上反复出现。引加农范之言,民粹主义是民主投射的阴影,是民主运行不畅、制度有问题的信号,属“标”,民主制度为“本”,批判民粹是治标不治本,应完善民主制度本身。就中国而言,民粹主义兼具意识形态与政治策略两面,在近现代史、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其出现标志中国开启现代化转型、人民登上政治舞台。当代民粹既非洪水猛兽,也不能靠舆论围剿化解,应正视其道德意义与合理诉求,回到制度设计、国家建设和社会转型中修复不完善之处。人民是最大的政治,平等、公正、富足、和谐是其最大价值,这些得到保障时民粹便不易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