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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 · 第四十四节

《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第四十四节

本节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激进主义及其与民粹主义的关系。

本节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激进主义及其与民粹主义的关系。

五四的反传统根源在于近代民族主义:19世纪中叶西方入侵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民族主义随之兴起,促使知识分子蔑视传统,并将民主、科学作为重建民族国家的工具引入。但决定性的内因是民初孔教运动与帝制复辟的共谋——康有为、陈焕章等推动孔教国教化,袁世凯借尊孔谋求复辟,这激怒了寄望于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儒学在1905年废科举、1911年革命后已被逐出政治领域,却因孔教运动重新依附于君权而成为陪葬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发动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意在割断儒学与政治权力的联系,防止专制复辟,为民主开路。因此,五四的反传统是制度转型与中西对抗的结果,属本土思想与政治的作用。它是否“全盘”只是程度问题,不改其反抗特征。

关于是否可称为民粹主义运动:五四早期以白话文运动和思想启蒙为代表,是精英主导的、兼具反抗与动员大众的运动,更接近美国式民粹主义;但俄国民粹派以村社保存传统价值、对传统留恋为反抗前提,而五四坚决反传统、不留恋儒家价值,故不能用俄国标准界定。最接近俄国民粹派的是章太炎的国粹派。五四虽不能定义为民粹运动,却为后来以平民主义为内容的中国式民粹主义准备了具有批判意识的社会环境。

其次,五四的广泛群众动员为民粹主义准备了社会基础。近代思想经历了从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的转变:清末严复译介密尔《自由论》,区分“小己”与“国群”,为群己关系铺路;五四初期“个体解放”成风,《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宣传个人主义。1918年前后,个人主义的局限显现,群体意识兴起。陈独秀在《人生真义》中主张个人与社会相生相成;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普遍意志说”,主张以“公意”实现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视个体意志为“私我之意志”;胡适在《不朽——我的宗教》中持“社会的不朽论”,至1920年提出“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时重心已移向社会与“大我”。群体意识压倒个人主义,是个性解放转向社会改造的前提。五四刊物在传播民主科学的同时培育群体意识,而群体意识定位于社会改造而非国家,反国家主义在当时颇受欢迎,这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准备了动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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