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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 · 第三十六节

《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第三十六节

本节论述了谭嗣同与康梁路线的差异及其影响,并梳理了清末社会启蒙的开端。

本节论述了谭嗣同与康梁路线的差异及其影响,并梳理了清末社会启蒙的开端。

谭嗣同不同于康梁寄托于清廷中央的改良路线,主张依靠下层平民知识分子、会党和广大民众实现政治变革。他的《仁学》融合了资产阶级民主与传统民本思想,追求较彻底的民主共和理想,并秘密向学生、朋友介绍《明夷待访录》等反清禁书,与下层会党有交往。学界认为谭嗣同是近代激进派的最早代表,其思想引领了政治文化领域的激进主义潮流。受其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民权观开始包含反专制、争自由的内容,改良派也普遍转向,梁启超等接受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创办报刊宣传西学,将兴民权视为救国之本。但改良派虽认同主权在民,却回避了卢梭关于人民可夺回被篡夺主权的革命含义,在实现路径上含糊其辞,反对全民参政,且未能消化西方民主思想构建完整方案。推翻君权的任务最终由革命派承担。

第三节转向社会基础的准备。清末社会由静态转向剧变,甲午战争是关键分水岭。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率千余名举人上书变法,史称“公车上书”,首次以集会、请愿等公开形式表达政治主张,具有近代民主色彩。此后十多年间,知识分子发动了大量类似事件。蔡元培、谭嗣同、严复、黄遵宪等都在甲午之后转向新学,完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维新派是清末最重要的体制外力量,也是首批重视社会启蒙的群体。清末社会启蒙运动大致从洋务运动延续至辛亥革命,核心时期为1895年至辛亥革命。救亡意识驱动启蒙,运动具有自发性,依赖社会自主力量,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维新派通过西学教育、译著、学会面向知识界的思想启蒙;二是开明知识分子通过白话文、报刊、演讲、改良戏曲面向下层社会的文化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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