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第八十六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各文艺团体响应大众化方针。1943年初,鲁迅艺术学院借鉴传统秧歌创演《兄妹开荒》,带动陕甘宁边区兴起“新秧歌运动”。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各文艺团体响应大众化方针。1943年初,鲁迅艺术学院借鉴传统秧歌创演《兄妹开荒》,带动陕甘宁边区兴起“新秧歌运动”。新秧歌改造了传统秧歌的低俗与迷信成分,保留其歌舞形式和群众参与性,成为表现工农兵生活、注入革命与阶级意涵的红色广场艺术。周扬称赞其为集体创作,创作者涵盖文艺工作者、学生、工人、农民、士兵;延安市民秧歌队的节目多由店员自编自演,如《二流子改造》《工厂是咱们的家》。陈荒煤视之为群众自唱自乐的运动,晋察冀中央局则将其理解为发展“穷人乐”的乡村文艺。此外,说书、戏剧、快板、秦腔等形式也得到改造,如1944年延安改造说书运动征用李卜、韩起祥等艺人创作新书;赵树理指出翻身农民多组建剧团、闹秧歌,戏剧与秧歌成绩最大。
与“左联”时期知识分子主导、侧重城市工人的大众化不同,延安时期工农兵群众直接参与文艺创作,观众与演员的界限被打破,农民成为创作与批评的主体。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早于1937年即注意到延安演剧中观众与演员共享舞台、演员依听众情感表演的特点。这表明农民文化传统成为延安新文艺的主体,文艺大众化实质上成为农民文艺,重构了文艺与农民的关系。
文艺大众化的民粹主义意涵体现在创作主体由知识分子扩展至工农兵。其出现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革命战争的客观形势,宣传动员对象必然是工农兵,中共的文艺政策由此决定;二是历史传承,从五四资产阶级文艺启蒙到左翼作家的大众化改革,文艺的功能与对象早已转变,延安时期工农成为革命中心角色;三是知识分子的现实认知,整风运动要求知识分子走向民间、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其从自诩“民之精粹”转向“以民为粹”。这一知识分子改造为内容的大众化,其观点可追溯至瞿秋白、潘汉年、冯雪峰等“左联”时期党的文艺领导人,后由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发展为经典表述,即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