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第四十九节
本节论述五四时期社会革命舞台上的反智主义倾向及平民主义的形成。
本节论述五四时期社会革命舞台上的反智主义倾向及平民主义的形成。
五四一代思想界流行赞美劳农大众与批评知识阶级。张申府强调教育多寡非身份高低标准;陈独秀主张颠倒“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认为做工者最有用;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批评城市知识分子,信任农民智慧,认为民众联合可击败强权统治。《平民教育》署名“德”的文章痛斥念书人无用、推崇平民为真正社会分子,甚至有知识青年主张化除知识阶级。这种自省自贬源于对民众道德伟力的认识及新村运动、平民教育等启蒙失败的反思,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主张知识分子向民众学习、与民众打成一片,为后来农村革命意识形态留下线索。
平民主义标志五四从文化启蒙转向社会革命。辛亥后传统儒学与西方自由民主皆未能解决制度建构问题,五四知识分子因而更具民众取向,主张通过启蒙与社会改造建设平等大众社会,其反强权、重民主平等、重下层民众的诉求符合民粹主义标准。但李普塞特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背景迥异,五四知识分子自居启蒙者高位,社会改造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学生接触工人时遭遇“工学界限”,工人若即若离,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既疏离于权力结构也疏离于民众。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遂提出放低姿态、“与工人打成一片”,使“到民间去”变为向人民学习的运动。
关于“平民”的界定,无政府主义者理解抽象宽泛;一般指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等“布衣百姓”,广义上还分“有业平民”与“无业平民”。蔡元培将“士农工商”皆列入平民,其“劳工神圣”包含体力与脑力劳动者,主张人人平等、平民教育,不含反智倾向。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劳动音》中只把体力劳动者算作劳动者,视议员、军人等为“寄生虫”,主张暴力斗争,反映激进知识分子的反智与暴力色彩;泛劳动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流派对平民的理解则较宽泛。五四“平民”概念超越传统四民之说,是王朝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与西方价值传入的结果,知识分子以平民—精英二分模式批判统治不平等,虽有偏离民主的倾向但非主流;“平民教育”“平民经济”“平民文学”“平民政府”等主张意在使中下层人民翻身成为国家主人,故平民主义本质上是“中下层人民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