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第三十节
古代中国形成整体性民众观,根源在两方面:一是儒家哲学无法产生自由平等观念,其道德学说服务于专制政治,将一切规制归于天命的延伸,在天命观约束下,公共领域中的具体个人被忽视……
古代中国形成整体性民众观,根源在两方面:一是儒家哲学无法产生自由平等观念,其道德学说服务于专制政治,将一切规制归于天命的延伸,在天命观约束下,公共领域中的具体个人被忽视,其生存权利隐没于集体目标和臣民义务之中;二是中国是以自然血亲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家国一体、等级分明,君民关系是家族关系的放大,个人的人格与权利被压抑。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体现了政治、伦理与家国一体化的思路,人、家、国的融合使现实个人难以确立独立性。相比之下,民粹主义是西方近代转型的产物,缺乏儒家那样的伦理框架,其反个人主义源于功利性的整体主义,追求全体民众当家作主,性质上与民本的人民相似。
民本与民粹都具有激进性,肯定人民的政治选择权。民本认为君主违背天命时,人民有权更换他;民粹则直接视人民为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主权者。民粹主义的反体制、批判性是现代化转型的印记,体现底层对统治精英的反抗,尤其针对代议制和政党政治,与各地群众运动乃至威权统治存在联系。其成因有二:心理上,现代化对传统部门的剥夺和价值抛弃造成底层的挫折、焦虑与反叛情绪;社会经济上,农民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的恶化促使他们理性地寻求反抗。民粹主义持“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的二元对立观,而传统民本也持君主与臣民的二元对立,内含人民重新选择君主的革命观念,在历史上成为农民起义的行动宗旨,二者由此遥相呼应。
民本的二元对立还蕴含正义革命论:君主本为养民而立,一旦昏暴失职、民不聊生,人民便可重新选择君主,革命成为正当权利。这一革命意识有两重依据。一是与天命观的关联,天命不常,天子失德则天命转移,《尚书》所记“改厥元子”“奉天伐暴”即是上天废黜暴君、另立新主,儒家“汤武革命”等主张皆依托天命论。二是民心民意的体现,天命最终由民心决定,得失民心即天命转移,革命是民众表达意愿的最激烈手段;王朝末世赏罚不公、徭役繁重等激化君民矛盾,民间遂有群体性反抗。孔子不倡言革命,主张事君“不可则止”;孟子提出“一夫可诛”,将天命观发展为人民革命论;荀子从名实关系论证人民可推翻失职之君;董仲舒视夺取暴君政权为天理;明末黄宗羲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认为君主背道则人民无服从义务;侯外庐指出唐甄、黄宗羲等人抨击君主残害天下,傅山更主张以“无理”之法反抗暴君,即人民起义是正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