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 · 第六十一节
《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第六十一节
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主流是走向民间,分为“化大众”(启蒙教育民众)与“大众化”(向民众学习)两个路向。
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主流是走向民间,分为“化大众”(启蒙教育民众)与“大众化”(向民众学习)两个路向。知识分子承袭了传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却在五四时期遭遇反传统、理性与个人主义消沉、平民主义高涨的三重困惑,因而放弃自上而下的救国方案,转向从民众中发掘思想养料,接受了民粹主义的反智与人民至上倾向。
这种转向源于知识分子的无力感与道德自卑。高尔基曾指出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因自觉渺小而转向人民;中国知识分子也在与工农的对比中产生原罪意识,公开忏悔自身“四体不勤”的无用,转而膜拜民众的道德与创造力,提出对人民“反哺报恩”,启蒙主义因而趋于终结。
1925年五卅运动与1927年“四一二”事件打击了知识分子的自信。茅盾认为知识分子并非先知,只是凭“士气”引领群众;叶圣陶借小说《倪焕之》主张做“革命的教育者”,并亲身与工人罢工;顾颉刚则在抗战背景下呼吁知识分子与大众联合。另一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瞿秋白等,由文学革命转向政治革命,在阶级分析视野中把工农视为“属于未来的社会集团”,以“阶级解放”取代“人的解放”,并将思想改造的重心置于知识分子自身。总体上,这一时期“革命”与“民众”成为主题,五四的平民主义演化为兼具政治与文化意义的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