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记》第二十三节

本节围绕上海人“拎得清”与“拎不清”的处世标准展开。上海人之间界限分明，不占便宜也不让人占便宜，其社会正面价值是“精在明处”“利己不损人”。

本节围绕上海人“拎得清”与“拎不清”的处世标准展开。上海人之间界限分明，不占便宜也不让人占便宜，其社会正面价值是“精在明处”“利己不损人”。判断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关键在于能否理清个人权利与他人、群体的关系——理得清叫“拎得清”，理不清叫“拎不清”。以上海人挤公交车（“吊车”）为例，上海人以个人为本位，认为不管闲事自己也走不了，故会出面劝阻；北京人则以群体为本位，作最坏打算，结果谁也走不了。上海人的“自私”因此有两种结果：群体利益与己无关时可能真自私，一旦群体受损会直接连累个人，他们也会挺身而出，如排队时主动维持秩序；在于己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助人为乐，如在公交车上传递钱票（“摆渡”）。但这种“合理”有时会变成“歪理”，如经理凭熟人关系让人插队买面包，众人反认为公平。作者指出，上海人身上传统与现代的东西兼而有之，若两者的缺陷集于一身，便成“小市民气”：既自私吝啬、逃避公共事务，又爱窥隐私、搬弄是非。最后作者谈到1997年龙应台发表《啊，上海男人》一文赞美上海男人温柔坦荡，却因调侃语调在上海引起群起攻之，龙应台感到离谱；而回应文章也各有道理，如男人下厨源于男女同工同酬且同为低酬，上海男人的“怕老婆”是夫妻相处的善意谋略，以及大陆男女承受的生活重担使男人难以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