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金融家》第二十二节

1940年5月，沃伯格（战争期间新贸易公司唯一的全职董事）起草《公司组织章程》，确立了公司的管理方法：每日晨会集体阅读信函，购买证券、超额贷款须经至少两人同意……

1940年5月，沃伯格（战争期间新贸易公司唯一的全职董事）起草《公司组织章程》，确立了公司的管理方法：每日晨会集体阅读信函，购买证券、超额贷款须经至少两人同意，重要贷款须留书面备忘录并签字，会议均有记录。这套集体责任制并未压制主动性，反而把各方利益绑在一起，减少人为失误，其奏效也依赖公司规模始终很小——战前23名员工，战争结束时约30人。战争期间公司屡遭损失：员工因服兵役流失，1941年办公楼被导弹击毁，只得借用罗伯特·本森公司的办公室；但沃伯格与格伦菲尔德常在轰炸中守夜值班，反而有充裕时间讨论财务问题，以详尽讨论作集体决策的原则由此牢固确立。西格蒙德厌恶招商和综合公司一把手单数式的表态，坚持以“我们”自称。1942年底保罗·科恩–斯派尔去世后，沃伯格请来路易斯·斯特林爵士（唱片与无线电先驱、A·C·科瑟公司创始人）任第四位董事；随着战事深入，他也逐渐授权给年轻律师迈克尔·理查兹代为出席董事会。公司的创新也有局限：早期多受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关照，代承票据只收低手续费，1939年由其提议新贸易公司出任解决《美国中立法案》引发困难的中间人，1943年又促成两家加入其牵头的发行团；公司还与杰塞尔·托因比公司关系密切，并尽力结交英格兰银行外汇专家乔治·博尔顿。格伦菲尔德称公司初创时并无战略方案，只求挣取费用、承接大机构不做而互补的业务。到战争结束前，公司已有约15至20个工业客户，兼具银行与综合顾问服务，被沃伯格视为一家提供综合服务和金融的机构，十年间由金融公司发展为投资银行。欧洲胜利日时沃伯格听荷兰国歌落泪，随即派埃里克·科纳赴纽约，并筹划重振阿姆斯特丹业务。他对纳粹倒台未留下记录，却日益疏远德国与犹太教，以英格兰人而非德国犹太人的身份欢呼和平，并向岳父称赞英国人坚韧、和气、不退却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