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精进：从仁心仁术到追求卓越》第十三节

巴里·兰从外科医生转做医疗事故律师已8年，赢得数十起诉讼与和解，收入丰厚，手上还有大量案件待理。

巴里·兰从外科医生转做医疗事故律师已8年，赢得数十起诉讼与和解，收入丰厚，手上还有大量案件待理。他每天接到大量咨询电话，但大多拒绝接手，因为他认为一桩好官司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医生确有过失，且过失确实造成了损害。他举例说，有人因在急诊室等候过久想打官司，但并无实际伤害；也有人虽被误诊却因及时复诊获得治疗，同样不构成索赔理由。此外，损害必须严重到足以让陪审团判出高额赔偿，否则他投入的四五万美元成本无法收回。

兰还非常看重委托人在陪审团面前的形象。辩护律师弗农·格伦指出，理想客户符合当地社会对特定阶层的刻板印象。他举了一个案例：一位保守、笃信基督教的小镇上，一名白人女性在丈夫因医生误诊胆囊手术并发症死亡后提起诉讼，她悲伤却不失体面，家庭背景干净，最终被告在开庭前同意赔偿240万美元。

兰对"过失"的定义是：医疗过程中存在本可避免的失误并造成患者损伤，即构成过失，与医生过往声誉无关。他本人行医时也曾三次被诉：两次因并发症或手术风险被保险公司庭外和解，他对此感到恼火；另一次因忽略患者深静脉血栓的迹象导致患者死亡，他承认确属失误，保险公司赔偿约40万美元。他认为被指控虽令人不快，但医生也不应为不可避免的后果负责。

书中还讲述了医生比尔·富兰克林的经历。他的儿子彼得在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就读时被查出胸部巨大肿瘤，确诊霍奇金淋巴瘤。富兰克林回想起彼得四年前拔智齿时曾拍过胸片，调出旧片后发现当时肿瘤已经存在，原报告也建议进一步检查，但无人通知家属，病历上还写着"结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