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录》第五十三节

本节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书中人物的共同悲剧归因于制度而非个人谈起，指出以往习惯用善恶二元论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忽视了制度这一根本因素。

本节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书中人物的共同悲剧归因于制度而非个人谈起，指出以往习惯用善恶二元论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忽视了制度这一根本因素。

接着分析中国古代制度的实质：既非人治也非法治，而是“以道德代法制”的德治与礼治。中国文化以群体意识为内核，不赞成分靠个人意志的人治，人治只在动乱或建国之初短暂出现，随后须回归德治礼治。承平时期的政举政息取决于官位而非个人才能，实为“官治”，而官治即礼治，礼治本于德治，三者都体现了以道德代替法制。

最后追问这一制度的成因：法制的前提是个体意识与人格独立平等，而中国文化重群体、重人际关系，法制难以约束道德层面的要求，故转向以道德维系群体；但要全体成员都成为道德高尚者几乎不可能，因此“以道德代法制”只能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