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第七十六节
周作人出狱后先住友人马骥良家,次日在尤炳圻父子陪同下赴上海,住进尤家,往来访客众多。
周作人出狱后先住友人马骥良家,次日在尤炳圻父子陪同下赴上海,住进尤家,往来访客众多。上海解放后他筹划回京,1949年7月28日上海《亦报》登出一则他拒绝胡适拉拢南下的消息,作者逐条分析该消息的破绽:周作人身份与胡适态度不符、胡适不可能称周“为北大牺牲”、狱中周作人无从得知胡适言论、自称“苏武”不合身份、读毛著属自我贴金,认为此文系周作人本人或授意所写,意在抬高身价、为返京造势。8月11日《亦报》又刊《周作人决定北归》,多添了朱家骅,吹捧过度而露出破绽;次日周作人即离沪,8月14日抵北平,先住太仆寺街,10月18日回到离开四年的八道湾。
返京后周作人先解决生计,为《亦报》撰写五百至七百字小品文,自1949年11月22日起用申寿、鹤生等笔名发表,至1952年3月15日共900余篇;又为上海《大报》写40余篇,合计950余篇,是其一生小品文最多的时期,仅少数编入《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1960年所编《草叶集》(后改名《木片集》)未能出版。这些小品富于知识性、史料性、趣味性,题材涵盖天文地理、花鸟虫鱼等,常引鲜为人知的材料,格调不低,水平不亚于《苦茶随笔》《风雨谈》等旧作,是其散文的新发展;表现手法上回到朴实自然的风格,短小而从容、开门见山、深入浅出、时有幽默。不足在于几乎全是知识小品,品种单调,后期内容重复。作者将周作人散文分为五四至1927年昌盛、1928至1931年低沉、1932至1938年下坡、1939至1945年衰败、新中国成立后复苏五个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怎样获得政府宽容以安定生活。他抵京后先不敢回家,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孙伏园托人问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沈转达毛主席的话:周作人应当公开检讨错误,只要不乱说乱动,政府即予宽大。10月18日他遂回八道湾。约在1949年11、12月间,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六千字长信,周恩来未看到,但他抄给郑振铎,郑拍成照片传给唐弢、冯雪峰等人,信遂流传开来。信的开头说明写作目的:谈对新民主主义的意见和自己的私事。他称早年受卡本德影响即相信共产社会主义是解决妇女问题乃至整个社会问题的出路,并称赞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合一、农民式的质朴作风。信的重点是失节事敌之事,却从批判封建“三纲”谈起,痛斥“夫为妻纲”把妻妾当财产器具、要求守贞守节,进而指出“君为臣纲”正由此发展而来,中国君臣关系中也有了守贞守节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