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 第五十节
《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第五十节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中国文学是言志派(抒发个人感情)与载道派(宣传政治思想)交替轮回的历史,并把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的主张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提并论……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中国文学是言志派(抒发个人感情)与载道派(宣传政治思想)交替轮回的历史,并把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的主张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提并论,称后者是前者之源。作者认为这一循环论不科学:言志与载道难以截然分开,诗经、楚辞、杜甫诗乃至《狂人日记》等都兼有两者;五四新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生”的人文关怀和完整的形式革新体系,晚明诸人仅有片言只语,不可同日而语。周作人之所以推崇公安派,是因为“独抒性灵”正合他当时“文学无用、无目的”的主张,这也是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拨。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后,周作人又在多篇文章中推崇袁宏道至金圣叹的小品散文,与林语堂“论语派”提倡的幽默小品相呼应,京派与海派由此合流,掀起“晚明小品热”“性灵小品热”,坊间竞相出版粗滥的晚明选本。陈子展撰文指出这一风气实由周作人开其端。作者认为,此热潮也是高压之下逃避现实的社会思潮的产物,周作人、林语堂正是其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周作人与中断交往数年的胡适复交。1926年鲁迅、周作人与陈源笔战正酣时,胡适曾致信劝和,二人未予理睬,此后不再往来。1929年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等文,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请撤职惩处。周作人见报后于同年8月30日致信胡适,劝他少说闲话、离开上海、回北平教书做学问,并提及自己与陈西滢已有交往,信末又自陈“交浅言深”之嫌,兼有解嘲与试探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