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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 第十节

《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第十节

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提出,民族立国靠“质体”(人、地、时)与“精神”(国魂),后者更重要;国民精神主要由文学体现……

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提出,民族立国靠“质体”(人、地、时)与“精神”(国魂),后者更重要;国民精神主要由文学体现,而中国文学因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而凋零,救国首在振奋国魂,反对只讲富强的洋务维新之说。其观点与鲁迅《文化偏至论》一致。在《哀弦篇》中,他指出民族必有其声音,印度、波兰虽亡而声音不绝,必将复兴,中国则已陷入“死寂”,亟需呼告。

周作人1906年赴日时,留学生革命运动已入低谷,他个性好静,参与活动较少,但仍在浙江同乡会上与鲁迅一同反对向清廷发电抗议,并常与光复会的陶成章、龚未生、陈子英等往来,同情支持革命;又与鲁迅等同往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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