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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 第四十六节

《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第四十六节

本节论述创造社对鲁迅、周作人的攻击并不公正,否定周作人是片面的;指出攻击焦点之一是人道主义,但鲁迅、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有积极与消极两面,积极面起主导作用……

本节论述创造社对鲁迅、周作人的攻击并不公正,否定周作人是片面的;指出攻击焦点之一是人道主义,但鲁迅、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有积极与消极两面,积极面起主导作用,创造社不加分析一概斥为“隐遁主义”是错误的;攻击焦点之二是趣味与闲适,而周作人的趣味追求知识性,并非低级趣味,其文学活动兼有进步战斗的一面。

面对围攻,鲁迅积极辩论、加紧学习,周作人则不屑一顾,只在短文中冷嘲热讽,从此抵触左翼文艺,转与新月派交往。国民党“清党”与“左”的围攻使周作人自1928年起消沉。他在《〈谈虎集〉后记》中抨击以思想罪杀人,反对“思想罪”;国民党入京后,他在《语丝》通讯中讥刺“革命的北京化”与投机者,感叹苦雨斋的萧寂;《历史》一文流露出对民族和自身的失望;《闭户读书论》提出“闭户读书”以逃避现实;1929年写作极少,仅有的“三赞”(《娼妇礼赞》《哑巴礼赞》《麻醉礼赞》)分别鞭挞政治投机、主张消极缄默、歌颂麻木,体现其痛苦。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是周作人的重要转折点,他从此走上消沉之路,隐士的一面占了上风。此间他整理旧作,出版《永日集》和《过去的生命》。《永日集》收1921至1929年文字41篇,序中顺笔讽刺成仿吾,并说明为何收入五篇知识性译文(《论山母》《平安之接吻》《访问》、蔼理斯感想录抄等),自称译文“最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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