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怒》第三十六节

本节回应了针对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关联的三类批评。

本节回应了针对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关联的三类批评。

首先，关于文化差异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关联实为文化差异所致，或主张排除某些文化特殊的国家。作者反驳：瑞典与日本文化迥异却同属表现优良，西班牙与葡萄牙文化相似但因不平等程度不同而结果各异；20世纪下半叶美日两国不平等程度与预期寿命排名互换，也说明关键在于收入差距而非文化。不平等本身会损害社会信任与凝聚力，进而影响文化。

其次，关于统计学“离群点”。批评者要求剔除新加坡、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美国等偏离配适线的样本。作者保留全部数据，理由是这些点代表真实反常现象、剔除有挑选之嫌，且需保持研究对象一贯。举例而言，剔除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会使对外援助的关联不显著，但同时剔除更离群的日本则关联恢复显著；肥胖症问题上剔除美国会使关联消失，但一并剔除更离群的希腊则关联重现。即便去掉最平等与最不平等的六国，健康及社会问题与不平等的关联依然高度显著，且其他研究在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地的数据同样支持该结论。

再次，关于是否应控制其他因素（如人均收入、贫困、种族构成）。作者不作控制，一是为使论证简明，二是依流行病学原则不应控制因果链上的中间变量（如社会信任），否则会掩盖不平等的真实作用。物质生活水平也无法解释为何富国内部地位越高者越健康、以及更平等社会整体更健康——富裕国家的预期寿命与福祉并不随生活水平提高而继续改善。

最后，作者以理论的可证伪预测检验其可靠性：不平等社会不仅肥胖、教育表现、监禁等问题更糟，连儿童刑事责任年龄也更低；2006年心理疾病数据仅八国时结论曾受质疑，新增四国数据后关联反而得到进一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