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怒》第四节

作者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富裕国家儿童福祉指数”检验了前述结论：儿童福祉与不平等高度相关，与平均收入水平则毫无关联，说明问题不在于国家不够富裕，而在于内部物质条件差距过大。

作者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富裕国家儿童福祉指数”检验了前述结论：儿童福祉与不平等高度相关，与平均收入水平则毫无关联，说明问题不在于国家不够富裕，而在于内部物质条件差距过大。

接着，作者分析了社会底层问题更严重的两种解释。“选拔机制”理论（即个人品质决定社会地位）和物质匮乏理论都难以解释为何不平等社会问题更多——最富裕的国家反而表现最差。调查显示，美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多数拥有汽车、空调等耐用品，其困境往往源于维持体面生活标准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并不限于穷人，而是遍布全体人群。健康与社会问题具有社会坡度，且坡度越陡的问题与不平等关联越紧密（如女性肥胖率比男性更受不平等影响，乳腺癌则不然），这表明收入不平等衡量的实质是社会等级次序的严重程度。物质不平等是骨架，服饰、教育、品味等阶级文化差异围绕它形成。

作者进而指出，决策者习惯把各种社会问题当作孤立现象分别应对，成本高且效果有限，因为这些问题在不平等社会和贫困地区总是同时高发。减少不平等才是同时改善全民福祉与全国性表现（包括学童平均成绩）的最佳途径。最后说明，这一逻辑对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但原因不同：贫困社会中不平等影响健康，更多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均使部分人无法获得食物、清洁水和住所，因此提高生活水平依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