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怒》第二十四节

本节回应了“意识形态改变才是社会问题根源”的观点：新自由主义政策虽扩大了收入差距，但政府并非有意制造暴力、青少年生育等社会问题，这些是收入分配变化带来的意外后果。

本节回应了“意识形态改变才是社会问题根源”的观点：新自由主义政策虽扩大了收入差距，但政府并非有意制造暴力、青少年生育等社会问题，这些是收入分配变化带来的意外后果。经济学家关注的税收、福利、技术变革等因素与社会问题严重程度也无明显关联。

作者列举证据论证不平等与健康、社会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像实验那样控制样本，但观察性研究与部分试验（如印度低种姓儿童解谜、美国非洲裔学生测试、蓝眼试验）证明自卑感影响表现；猕猴试验显示地位下降会致动脉硬化、腹部脂肪堆积，低地位猴子吸食可卡因更多；统计检验确认不平等影响学校信任与霸凌。此外，该理论已被约200次检验大多证实；机制在于不平等损害社会关系质量，而社会关系影响健康；不平等还通过社会分化影响社会心理状况。若不承认不平等是共同原因，就难以解释低地位相关问题在不同社会严重程度的差异。作者强调结论来自现实民主国家的比较，并非乌托邦。

随后一节论述社会地位与友谊是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方式：地位分化靠强制与特权排序，友谊基于互惠、互助与共享，礼物与分享食物是友谊的象征。二者同为健康的重要因素，且同步变化——不平等加剧时社交程度下降，人们倾向与地位相近者交友。动物与人类都面临同类争夺稀缺资源的冲突，霍布斯因此主张政府首要职责是维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