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随想》第一百九十七节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拉马丁的政府对波兰流亡者不闻不问，法国资产阶级也把波兰问题抛在脑后。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拉马丁的政府对波兰流亡者不闻不问，法国资产阶级也把波兰问题抛在脑后。从1849年起，波兰流亡者陷入长期消沉，与祖国断了联系，在居住国也仍被当作外国人。作者指出波兰只把独立当作目标，缺乏对未来社会的新构想，因而难以赢得他国持久支持。1847年他接触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发现对方只关心暴动消息，对他所了解的俄国思想界动态毫无兴趣；他进而比较了波兰人的神秘主义气质与俄国人的现实主义倾向。

作者随后追忆两位波兰人。阿洛休斯·别尔纳茨基伯爵曾是波兰议会使节、财政总长，1831年后流亡巴黎，生活简朴、为人正直，常帮同胞向警察局说情；二月革命后他仍为一位阵亡将军的遗孀争取补助，靠警察局长卡利埃嘲弄性批给的每月二十法郎接济对方，晚年在一次化装舞会后安然去世。另一位是沃尔采尔，立陶宛贵族之子，受过全面教育，1831年起义后抛家出走、身无分文地流亡巴黎，此后二十五年一心从事波兰革命政党的改组与宣传，与马志尼等交往，主张建立民主的新波兰，与恰尔托雷斯基一派对立；他与作者交好，支持在伦敦开办俄文印刷所，并在1853年起义纪念大会上与作者拥抱，象征波兰对俄国的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