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随想》第一百九十六节

开庭审理特鲁勒夫与霍尔热夫斯基一案时，政府陷入两难：判重刑会激起抗议，判轻刑又难平法国之意；若陪审团判其无罪，责任更全在政府。

开庭审理特鲁勒夫与霍尔热夫斯基一案时，政府陷入两难：判重刑会激起抗议，判轻刑又难平法国之意；若陪审团判其无罪，责任更全在政府。开庭当天，我比坎贝尔勋爵早到一小时占好座位，博特金为找座位花五先令雇的警察却没露面。特鲁勒夫已写信给律师，声明自己无意影射拿破仑、今后不再出此类书；霍尔热夫斯基则拒绝照写，宁可坐牢。庭上，菲茨罗伊·凯利代表政府宣布撤销对特鲁勒夫的起诉，坎贝尔征求陪审员意见，陪审员因急于散去当即同意，特鲁勒夫当庭获释，无人鼓掌，只有一片笑声。休息时博特金去喝茶，错过了下一场。审霍尔热夫斯基时，凯利改称被告是外国人、不了解英国法律且系初犯，同样不予起诉，陪审员也立即同意释放。法国人指望一场轰轰烈烈的审判落了空，政府在英国的自由面前第二次退却。

随后我说明了出版计划：打算明年初出版第四、五册，并先在《警钟》上连载尚未发表的各章，首先选取谈伦敦波兰流亡者的部分。该章写于1857至1858年，我重读时只作了文字修改，未重写笔记实质；1863至1864年波兰起义遭镇压的惨剧横亘在它与现在之间，此刻需要的是理解的悲痛与沉默，而非献花啼哭。我原拟的题目是“波兰的流亡者”，实应称“沃尔采尔传奇”，沃尔采尔忠诚、坚毅、偏执，除事业外别无生活，是波兰流亡者的最高典型，属于殉难者与使徒一族。在卢加诺，我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马志尼的狂热战友、意大利事业的老战士——共忆亡故的沃尔采尔；他像沃尔采尔一样贫穷而不在乎贫穷，一生未背弃信条。这类人多半中途而殁，但一切成就都来自他们：他们清扫道路、提出问题、锯断腐朽的柱子，加里波第便是典型，他是爱、信仰与希望。沃尔采尔的悲剧最深，他死得正是时候，若活到1865年不知会怎样。卢加诺有一尊双手支头、永远啼泣的石雕女子，那是维拉塑造的意大利，也是今日的波兰。

最后我谈到波兰流亡者：他们比任何人都古老地承受苦难，离开国境时仍高傲地怀抱着祖国，欧洲向这支庄严队伍敞开门，人民致意，国王佯装不见。二十年异国生涯中他们的信念未减，每逢自由斗争总是首先响应，正如沃尔采尔和老达拉什在1848年对法国临时政府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