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做人》第十四节

本节为1958年6月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讲，论述科学方法的来源与中西学术史上的方法论。

本节为1958年6月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讲，论述科学方法的来源与中西学术史上的方法论。

欧洲学术史表明，科学方法由伽利略、牛顿等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实地试行而出，而非亚里士多德、培根、密尔等哲学家提倡而成；培根、密尔只重归纳而轻演绎，现代科学则兼用归纳与演绎，并以假设与证验为必需。方法论之所以迟至近代才圆满，是因为谈方法的哲学家与发明方法的科学家长期脱节。

中国学术史亦可为证：宋儒复兴之初，禅宗盛行而逻辑宗派衰微，周濂溪、邵康节等只造宇宙观未留方法论，直至《大学》被提出才有了方法论，其核心是“致知在格物”。程、朱把“格”解作“至”，主张即物穷理，含归纳精神，但因工具不足、反对功用、追求豁然贯通的绝对真理而非具体物理，且只重被动观察、不讲假设与实验，故无科学成绩；小程子又把“物”缩小为读书、论人、应事，朱子更把范围缩到圣贤之书，其繁琐的传注工夫遭陆子讥为“支离事业”。陆、王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物，把“物”限定为意念所在之事，格为“正”，致知为致良知；王阳明曾亲格竹子劳思致疾，以此批评朱子方法。陆、王范围看似缩小，实因心外无物而广大无穷，且强调独立自由的良知精神，成为学问革新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