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做人》第十二节

本节先收束前文，指出中国古代缺乏自然科学环境，士大夫借刑名之学（科举考“判”、做官判案须凭人证物证）与法律接近，再结合格物致知思想，形成了三百年来的考证学，属“国货”而非来自西洋……

本节先收束前文，指出中国古代缺乏自然科学环境，士大夫借刑名之学（科举考“判”、做官判案须凭人证物证）与法律接近，再结合格物致知思想，形成了三百年来的考证学，属“国货”而非来自西洋；作者自比天主教神学中专司驳辩的“魔鬼的辩护师”。随后转入胡适在青年读书互助会演讲周上谈“治学方法”：各学科方法不同，但存在普遍的基本方法即方法的习惯。他引培根之说，把治学者分为蜘蛛（只凭自家产出）、蚂蚁（只知堆积）、蜜蜂（采集后再加工）三型，主张学思并重。治学第一步是备齐工具：本国与外国语言文字、中学到大学的基本知识，以及辞典、表册、目录等设备，并要摸清北平图书馆、协和医校等处可利用的资源。第二步是养成习惯，分四点：不懒（多用眼耳手脚，亲自查证，或“大懒”到自编字典一劳永逸）、不苟且（如巴斯德凭极微小的霉菌查出酒坏与蚕病病源并制定防治法）、不轻信（要怀疑书、人和自己，主张“拿证据来”）、有无穷的求知欲与虚心。最后讲方法：归纳靠汇集材料，演绎由已知推新知，二者都需广博知识（如从光学、力学、逻辑学传入后才读懂墨子）；巴斯德因博而能治蚕病酒酸，牛顿因“有准备的心”由苹果落地想到万有引力。再者要追求问题——庐山小孩用骨牌接龙发现首尾必为二与五、学生用灌水使煤油上浮解决灯带过短，都说明从实际提问可得新知；治学程序为提出问题、提出若干假定解决、找出能解决的人，最后求得证实，否则旧学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