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做人》第十一节

本节为胡适在辅仁大学的演讲，题为“考证学方法之来历”。他首先提出一种流行看法：中国近三百年的考证学（以顾亭林……

本节为胡适在辅仁大学的演讲，题为“考证学方法之来历”。他首先提出一种流行看法：中国近三百年的考证学（以顾亭林、阎若璩为代表）是受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如利玛窦）带来的西洋算学、天文学影响而产生的，证据是顾、阎二人生于利玛窦来华之后，且清儒多通算学，历法测算也确以西洋方法取胜。

胡适对此表示怀疑。他指出，顾亭林不是算学家，阎若璩晚年才为考纪年日蚀学算，王念孙亦然；西洋天文学、算学早已发达，而其历史文学的考据反到十九世纪才出现，可见算学并未催生考据；宗教重在使人信而非使人怀疑。更关键的是，两人的方法各有师承：顾亭林的本证旁证之法得自陈第《毛诗古音考》，再上溯至宋代朱熹；阎若璩辨《古文尚书》伪作的方法得自梅鷟，再上溯至元代吴澄及宋人朱熹、吴棫，乃至唐宋文人。故考证学是地道国货，源自十二世纪的宋代，至十六、十七世纪因天才辈出、书籍便利而大盛。

随后他追问考证学为何至朱熹时才发达：一是宋代刻版书普及，有了标准本才能校勘；二是程颢、程颐提出“格物致知”，但缺乏科学方法，王阳明格竹失败即为例证，于是程朱把格物缩小为读书穷理、论古、接物三事，转向研究古书；三是格物的背景或来自科举中的“判”（案情判断）训练，从刑名之学得到找证据的方法。朱熹本人便是考据家，校勘语录删去伪条，注书审慎，主张研究古书须有法家般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