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第四十二节

1953年10月，罗素在《国家》杂志上否认自己曾主张对俄发动预防性战争，称相关说法是共产党人的杜撰，此后一段时间他一直坚持这一否认。

1953年10月，罗素在《国家》杂志上否认自己曾主张对俄发动预防性战争，称相关说法是共产党人的杜撰，此后一段时间他一直坚持这一否认。1959年3月，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中被出示了早期言论的书面材料，无法再抵赖，转而承认自己确曾主张预防性战争且并不后悔，还致信《听众》周刊，称自己早已忘记当初的提议，自传中则解释说当时并未当真、很快便忘了。作者指出，据罗纳德·克拉克的研究，罗素在多年间的文章和演说中反复为此申辩，所谓遗忘难以置信；他前后言论的不同只是一种极端主义的一致，即不带感情地把逻辑推理推向极端，让逻辑凌驾于常识之上。

1954年起，罗素转而认定核武器本质邪恶，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废除。1957年11月他在《新政治家》发表致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的公开信，次月收到赫鲁晓夫署名的答复，美国方面则由国务卿杜勒斯回应。作者认为赫鲁晓夫的回信满足了罗素的虚荣，把他推向极端反美立场，并使废除核武器成为其生活核心。1958年他当选新成立的核裁军运动主席，但据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的日记，罗素很快对持核威慑观点的约翰·斯特雷奇等人恶语相向，称他们属于“谋杀者俱乐部”，并指责斯特雷奇希望纳赛尔拥有氢弹。作者说罗素日益无视事实，把反对者一律归为动机卑鄙，1960年他分裂核裁军运动，另组从事非暴力反抗的“百人委员会”，其言行部分受新秘书拉尔夫·苏恩曼影响；他在辞去主席职务的会议上指责科林斯动机卑鄙、满口谎言，并坚持私人活动录音。

摆脱科林斯等人的约束后，罗素的言论愈发极端。1961年4月他在伯明翰演说稿中称麦克米伦和肯尼迪比希特勒坏约50倍，实际发言更指二人不仅想杀光所有犹人还想杀光其余所有人，是史上最邪恶者。同年一封署“布瑞斯顿监狱”地址的公开信中，他指肯尼迪、赫鲁晓夫等人共同追求终结人类生命，但矛头主要指向西方，尤其英国和美国。作者指出罗素健忘：战后初期他称苏维埃和俄国人同纳粹一样坏甚至更坏，50年代后期却抛开反苏情绪，转为强烈的反美主义。这种反美情绪源于上层阶级老派英国人的傲慢、自由派对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的仇恨，以及他多次赴美赚钱的经历；他对美国的看法一向变化无常，一战时视威尔逊的美国为救世主，20年代转而指责美国摧毁中国文明、预言其民主将崩溃，并号召世界性起义反对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