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第七节

1746至1747年冬，勒瓦塞（卢梭的伴侣）生下第一个孩子，卢梭说服她将孩子遗弃以保全名誉，把孩子送进育婴堂。

1746至1747年冬，勒瓦塞（卢梭的伴侣）生下第一个孩子，卢梭说服她将孩子遗弃以保全名誉，把孩子送进育婴堂。此后两人又生了四个孩子，卢梭均以同样方式送走，且不再留标记卡片。五个孩子都没有名字，多半早夭。当时育婴堂弃婴极多，约三分之二在头一年死亡，能活到成年的仅约百分之五。卢梭从未记住孩子的生日，也不关心他们的下落，只在1761年以为勒瓦塞将死时草草寻查过一次。

此事未能保密，卢梭多次私下辩解。1764年伏尔泰出版小册子《公民感情》公开指责他抛弃孩子，卢梭的否认被普遍接受，但这促使他写下《忏悔录》等作品为自己辩护。他把责任推给那个知识分子圈子、生计负担和粗俗的娘家，又以自己天性善良、热爱美德为由否认冷酷。他进而把弃儿之举说成明智安排，认为国家应像柏拉图主张的那样统一养育孩子，自己是在履行公民职责。

作者指出，卢梭长期的自辩逐渐变成真诚的信念，并构成其教育理论与《社会契约论》的基础：既然教育是改善社会的关键，教育就该由国家掌握，国家要塑造所有人的思想，包括成年公民。卢梭政治观点看似前后矛盾，既反对革命、痛骂富人，又倡导激进口号；但若理解他设想的国家性质，逻辑便连贯起来：以代表普遍意志的国家取代特权阶层，人人依契约服从，国家通过文化工程灌输美德，成为全体公民的父亲。普遍意志虽被解释为自由，实为独裁工具，与之对立者必被判定有错。社会契约要求个人把全部权利交给国家，国家控制人的思想与生活；他为科西嘉设计的制度即要求交出身体、财物、意志和权利，类似斯巴达式生活，预示了后来极权国家的实践。卢梭主张从婴儿期起把公民当国家子女培养，让政治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立法者兼导师成为救世主，从而为20世纪的极权主义准备了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