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第十七节

本节先谈音乐的社会声音。Bono、鲍勃·迪伦等人之所以被认为有社会影响，在于其作品中包含草根的忧伤与对不公的愤怒。

本节先谈音乐的社会声音。Bono、鲍勃·迪伦等人之所以被认为有社会影响，在于其作品中包含草根的忧伤与对不公的愤怒。在音乐已成商品、听众只是被动消费者的今天，香港独立乐队“SM混音”在唱片上印出“版权公有，欢迎广传”，让人想起早年香港乐队“黑鸟”的做法，也让人想起东非的Ngoma传统——那里音乐是促成社群凝聚的活动，而非用来聆听的商品。“SM混音”的演出技巧与录音虽粗糙，但他们与争取居留权者、被拆迁居民站在一起，用歌声鼓舞人群，正是这种社会声音的延续。

随后转向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以瓦格纳为例。他的乐剧规模宏大，如《尼伯龙根的指环》需分几天演完。1934年纳粹在纽伦堡举行大集会，希特勒登台时播放的正是《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希特勒是瓦格纳的狂热乐迷，全国电台每天播放其作品，直到他自杀时背景音乐仍是瓦格纳的曲子。瓦格纳本人人品多有争议，风流、欠债、嫉妒同行，并写有《音乐中的犹太性》一文，表达强烈反犹观点。他在音乐上影响深远，交响乐团的乐器布局、指挥背对观众的惯例、演奏中节奏自由伸缩的处理，都源于他。但他的作品与纳粹历史紧密纠缠：他亲手设计的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由家族经营至今，其家人比他更反犹，始终支持希特勒，该城在纳粹兴起前已是右派中心。这引出一个问题：面对这样与不堪历史捆绑的音乐，今天该如何看待、是否还应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