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传稿－－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第十二节

苏轼对司马光尽废熙宁新法的做法深感忧虑，担心宽吏、疏财、弛边的后果。

苏轼对司马光尽废熙宁新法的做法深感忧虑，担心宽吏、疏财、弛边的后果。元祐元年三月，他与司马光就免役法存废激烈争论，指出差役与免役各有其害、轻重略等，免役法类似前代募兵制，天下便之；在政事堂争执不下，愤呼"司马牛"。司马光死后，他仍上疏力主衙前可雇不可差，并具体比较中户在两法下的负担，强调农民在官受吏蚕食之苦。元祐二年他回忆此事，说明自己是从利国便民原则出发，而非徇从私情；在维护免役法的诸人中他较为激进，被人视为第二个王安石。

司马光死后，苏轼又与程颐交恶，史称"洛蜀党争"。程颐讲求古礼，坚持殿上坐讲，又以古礼反对明堂庆典后一日内吊唁司马光，苏轼加以讥诮，结怨由此而始。两人思想志趣亦有不同，门人互相攻讦，愈演愈烈。苏轼出试馆职的策问题被洛党指为"谤讪先朝"而遭弹劾，两年内四遭口舌，终获准出知杭州；两党之争延续六七年，给苏轼生活蒙上阴影。

此期创作趋于低潮：应酬诗充斥，题材较狭，反映民生疾苦与政治激愤之作减少，诗境淡泊。题画诗写得较多，或体物精细，或阐发艺术见解——论画家凝神物我两忘，论画不徒求形似、诗画本一律。词作转向细腻委婉，又多"櫽括"改写之作，也有《如梦令》等怀念黄州东坡的真情小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