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国学经典》第十一节

两份“求贤诏”都以治理天下为求贤的根本目的，为贤士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

两份“求贤诏”都以治理天下为求贤的根本目的，为贤士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刘邦求贤旨在使汉王朝长治久安，刘彻则向往尧舜成康的盛世，把希望寄托在贤良之士身上，要求他们书面作答、由自己亲阅。这反映出以事业引才、用才是人才工作的基本规律。

《求贤诏》体现了刘邦从平民到皇帝的历程中对人才的认识与实践。他从轻视儒生转变为信任尊敬，能慧眼识才，将贫寒出身的张良、萧何、陈平、樊哙、韩信等打造成将相集团；能用人不疑，重用陈平并放手让他离间项羽君臣；能与贤同利，以爵位土地赏赐功臣，与天下同利。

《求茂材异等诏》展现了刘彻“用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的气概。他大胆起用有瑕疵的放达之士，唯才是举，从奴仆、平民、小吏乃至匈奴俘虏中选拔卫青、公孙弘、金日磾等重臣，并建立察举、上书言事、太学等制度，使人才选拔规范化。董仲舒通过上书提出独尊儒术等主张，奠定了此后数千年的政治文化图景。

两份诏书启示领导者：用人要礼贤下士，主动与人才交往；要唯才是举，以才干为标准；不要求全责备，慎重对待人才的缺点和议论。刘邦是任贤得天下的典范，刘彻是任贤以安天下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