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燕然山铭》第三十一节

本节先从文字校勘角度讨论《燕然山铭》的经学价值：刻石作“于”字，印证班固采用的是夏侯氏《尚书》，而齐木德道尔吉等人的释文作“於”，作者因此不从其说。

本节先从文字校勘角度讨论《燕然山铭》的经学价值：刻石作“于”字，印证班固采用的是夏侯氏《尚书》，而齐木德道尔吉等人的释文作“於”，作者因此不从其说。刻石还确认了“所”字为班固原文（《文选》的“可”是后人替换），并将“境宇”更定为“畺”。由“畺”“区宇”可推知“区”表疆界，进而解《尚书·康诰》“区夏”为缘边地带的华夏之人，从而贯通旧注的扞格。

后半部分转入对班固其人的评价。作者主张读书人应有底线、不向权势献媚，并批评班固信奉“明哲保身”，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以道德高调贬抑司马迁，实不理解其史笔。班固既以“纳于大麓”比附窦宪（窦宪当时仅为侍中、车骑将军且是戴罪之身，不够格用此语），又因窦宪出征前提拔他为中护军而极尽谄媚，与郅寿、乐恢、袁安等抗争窦氏的正直朝臣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