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燕然山铭》第二节

北宋中期以来，刘敞、欧阳脩、曾巩等学者形成搜集考究金石碑铭的风尚，欧阳脩《集古录》、曾巩《金石录》、赵明诚《金石录》及佚名《京兆金石录》等相继问世。

北宋中期以来，刘敞、欧阳脩、曾巩等学者形成搜集考究金石碑铭的风尚，欧阳脩《集古录》、曾巩《金石录》、赵明诚《金石录》及佚名《京兆金石录》等相继问世。地域性著述与欧阳棐《录目》的出现，表明人们开始重视碑刻的地理位置；北宋后期至南宋，《天下碑录》《隶释》《宝刻丛编》《舆地纪胜》等更系统著录碑石所在，将碑刻视为地方文化景观。然而因疆域所限，宋人无从采录燕然山刻石，但窦宪破匈奴之事一直是士人自我安慰的历史记忆，范仲淹词句即见此意。宋真宗时焦守节出使契丹，被指黄龙塘后反问燕然山距离，米芾亦曾书写《燕然山铭》并被后世法帖模刻。南宋刘球《隶韵》卷首碑目列有“燕然铭”，并辑入数十字，字形与原石相合，可见其确实见过拓本或摹本；虽采字不多、编次疏略，仍证明宋代确有人目睹过此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