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第二十五节

本节围绕《汉书》对蜀人“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的概括展开。

本节围绕《汉书》对蜀人“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的概括展开。作者指出，四川文人自司马相如、扬雄起便有讽刺传统，这源于专制下情绪的发泄渠道。司马相如以辞赋取悦汉武帝，实则因早年受卓氏轻视、立誓显贵而刻意攀附，其真正贡献在“通西南夷”；扬雄早年淡泊，王莽当政时却献赋讨好，反遭牵连，二人皆聪明而迂傻。谭继和认为，蜀地发散式思维利于出浪漫文人而不产思想家，这种思维在日常中表现为“散谈资”“摆龙门阵”。成都方言中带“瓜”字的贬义词极多，显示出蜀人调侃、訾议他人的习性。史家任乃强总结川民性为“多讥刺，少溢美”、器量狭隘、趋利急功，作者认为这正是应当反省修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