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第七节

本节论述唐宋时期成都官方与民间游乐活动的实质及其与经济的关系。

本节论述唐宋时期成都官方与民间游乐活动的实质及其与经济的关系。作者指出，官员倡导的游乐并非单纯骄奢，而是顺应了成都人喜好游玩的民俗，且多在农闲进行，逐渐形成从元日到冬至不断的各种节日。这些游乐活动与商业交易紧密结合，催生了蚕市、药市等大型季节性市场，农民在游玩中买卖剩余产品，获得比单纯务农更大的收益，游乐气氛浓厚，经济目的相对隐含。

作者以两次执掌成都的赵抃为例，说明游乐不可废。赵抃在王安石市易法、酒专卖导致游观收入减半、宴会费用却增加的背景下，指出禁绝游宴会使卖果肴的小民生计断绝，妨碍地方繁荣，这与王士性论西湖渔舟市者失本业的意思一致。这体现了朴素的消费刺激生产思想，也切合成都地狭人多、物产丰饶却交通不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剩余产品难以大规模外销或投入土地，只能靠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来消化，因此尚奢好玩也有自然条件的促成。韩琦记张詠顺从蜀地风俗、将游观饮馔定为常法，也印证了这一点。

作者进一步指出，成都人对外人看来奢靡的消费方式虽遭尚俭传统谴责，但在农业社会缺乏扩大再生产机会、出川运输成本高昂的条件下，奢侈几乎是唯一选择，风险也随之加大。苏轼《和子由蚕市》写蜀人"一年辛苦一春闲"，说明普通民众劳作艰辛，游乐之风是被文献放大的，工作与游玩的界限也因而模糊。成都市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形成与农闲游乐、商业交易相结合的做法有关：除米市、炭市等一般市场外，唐代已有蚕市、药市、七宝市等季节性市场，宋代更发展为几乎每月皆有的专业市场，兼有交易与游乐功能，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等，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