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欧洲史·地狱之行：1914—1949》第七十五节

1941年底，欧洲犹太人的屠杀急剧升级，约550万人遇害；战前已有约半数难民（多为犹太人）逃往美国、巴勒斯坦等地，大战爆发后出路尽断。

1941年底，欧洲犹太人的屠杀急剧升级，约550万人遇害；战前已有约半数难民（多为犹太人）逃往美国、巴勒斯坦等地，大战爆发后出路尽断。战后国界变动与人口驱逐造成新一轮迁徙，如1950年联邦德国人口有三分之一并非出生在当地，这些涌入者为战后复苏贡献巨大。

统计数字虽不能反映迁徙中的苦难，却显示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多数人（未遭战火直接摧残者）生活水准实际提高：人均收入增加逾25%，人均身高增长4厘米，识字率上升，南欧东欧与西欧的差距也在缩小。两次世界大战虽使1914—1945年间多数国家平均增长率低于战前战后，却只暂时阻断而未扭转增长趋势。战间期的经济全球化因战争和大萧条受挫，二战后经济迅速反弹，各国转向国际合作与国家干预，加上美国在经济、思想、技术与资本上的主导，共同推动复苏。

战争本身也刺激了经济与技术：军需扩张迫使国家投资工厂、设备与人力培训，推动更高效的工厂管理与机械化；英国战时增产拖拉机，德国则因军需挤占产能，战后才补上农业机械化。航空、喷气发动机、火箭（冯·布劳恩后赴美主持太空计划）、核裂变、广播、雷达、合成材料、计算机等技术在战时紧迫需求下加速发展，战后产生深远影响。二战各国吸取一战教训，在通胀控制、税收与粮食配给上更为有效：英国靠高税与配给维持稳定，德国则掠夺占领区粮食，乌克兰、希腊出现饥荒，荷兰1944—1945年冬也濒临饥荒，黑市普遍。工商界深度参与政策制定，德国工业家与军备部长施佩尔联手抵制希特勒1945年3月的“焦土”命令，保存了工业设施。

战后重建同样依赖国家干预：大规模住房、粮食分配、基建都需政府主导，英国配给延续到50年代。西欧在美国影响下未走英法式全面控制之路，国家在复苏启动后逐渐退出。同时，民众对改善民生的期待推动福利国家建设——从战前有限社保到两战间扩大覆盖，战后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推进更广泛的福利网；纳粹与法西斯政权也曾以住房、社保、大众汽车等许诺争取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