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欧洲史·地狱之行：1914—1949》第五十三节

1930年代中期，纳粹德国将犹太人及吉卜赛人、同性恋者、精神病人等一连串“外人”排除在“人民共同体”之外，医务人员与执法机关主动执行排斥政策，政府则向多数族裔提供生育奖励……

1930年代中期，纳粹德国将犹太人及吉卜赛人、同性恋者、精神病人等一连串“外人”排除在“人民共同体”之外，医务人员与执法机关主动执行排斥政策，政府则向多数族裔提供生育奖励，并对“退化的人”绝育，以推行“种族卫生”。党卫军作为纳粹运动的精英组织，掌握集中营、安全部门与武装部队，负责“种族清洗”。1936年起镇压见效，在押人数一度降至约3000人，但党卫军反而扩建集中营，把“对人民有害”的人成批投入，囚犯四年间增至7倍，战前达2.1万人。

与此同时，重整军备、军事化“人民共同体”和发展经济的步伐急剧加快。希特勒1936年启动“四年计划”，重申《我的奋斗》中为夺取“生存空间”而扩张的种族帝国主义理想，目标在欧洲本土而非海外。这一构想当时尚未定型：有将领视强大军队为威慑，有人设想确立中欧东欧霸权，几乎无人想到会与英法作战或入侵苏联。德国军官团自20年代中期便向往再建雄师、重打大战，希特勒违反《凡尔赛和约》与《洛迦诺公约》的举动因西方民主国家无力回应而更显大胆，其意识形态的两条主线——“消灭”犹太人与争夺“生存空间”——日益明朗。

纳粹政权在30年代中期广受拥护：振兴经济、消除失业、恢复秩序与莱茵兰再军事化等成就赢得普遍支持，希特勒个人声望极高，每年有1.2万以上民众写信表达崇拜；青年运动到1936年近乎强制，年轻人沉浸于优等民族的使命感，许多经历过通胀与失业的人事后视30年代为“好年月”。反对者则被恐怖压制：左派最后的火星到1935年熄灭，共产党基层反复重建又反复被消灭，社会上监视、揭发、必须回礼的压力无处不在。宣传妖魔化犹太人成效显著，民众普遍认为犹太人不属于德国，愿以跳水价侵占其财产。欧洲各地德意志族人被欢迎加入“人民共同体”，却不愿为此冒战争风险。

斯大林的苏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与希特勒的德国结构相似但统治方式不同，都未能实现“完全控制”，都以塑造“内部敌人”来强化认同，都不存在官方之外的政治空间与有组织活动。意识形态渗透以意大利最浅、德国最深，对青年最为见效；因缺乏言论自由，支持度难以确知，但据不精确数据，纳粹德国获得的支持最大，意大利次之，苏联受胁迫最重、真心支持者似乎最少。高压手段亦有别：斯大林的震慑随心所欲、独一无二；纳粹的恐怖先粉碎有组织的反对派，继而转向犹太人等弱小“外人”；法西斯意大利最恶劣的暴行用在非洲殖民地，国内在初期街头暴力平息后相对温和，主要针对已知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