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近代史探赜》第四十六节

本节对比了山本常朝与山鹿素行的武士道思想。山本常朝的“死之道”主张以切腹等自杀方式追求死亡，是出世、非理性的旧武士道；山鹿素行的“士道”则以儒学为基础，提出“知己之职分”的职分论……

本节对比了山本常朝与山鹿素行的武士道思想。山本常朝的“死之道”主张以切腹等自杀方式追求死亡，是出世、非理性的旧武士道；山鹿素行的“士道”则以儒学为基础，提出“知己之职分”的职分论，强调武士作为社会成员和“人伦之师”的入世责任，其生死观更具理性。这两种思想虽有对立，但作为统治工具的武士道在实际中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复合体。明治维新后，武士道被改造为效忠天皇的国家主义道德，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而《叶隐闻书》推崇的求死精神也被利用来鼓动青年为国捐躯。作者指出，武士道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的“活力”，其精华可资借鉴，其糟粕则被军国主义利用，必须警惕其非理性一面再次泛滥。最后，本节简要提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安重根的“东洋和平论”是20世纪初建立亚洲共同体的早期构想，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