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近代史探赜》第一节

17世纪的东亚处于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格局下，港口贸易以“朝贡贸易”形式进行，是朝贡外交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因而港口城市发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17世纪的东亚处于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格局下，港口贸易以“朝贡贸易”形式进行，是朝贡外交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因而港口城市发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日、韩三国在面临王朝更替或外来压力时，都以自我封闭维护统治稳定，最终走上“一口通商”之路：中国广州、日本长崎、朝鲜釜山各自成为唯一对外口岸，这种相似性背后有其必然的政治因素。

明朝将“海禁”定为国策。明太祖朱元璋严禁民间私出海贸易与外人互市，违者施以严刑，并将大船改造成平头船；同时禁止私买香料、苏木等番货，违者充军。政府还强化沿海卫所军力，严惩官兵受贿放行的“买港”行为。嘉靖年间海禁最严，闽浙连捕鱼航行都被禁止，市舶司仅存广州一处。隆庆年间虽一度开海，允许贩东西二洋，但在闭关锁国思想主导下贸易仍发展困难。海禁政策贯穿明朝始终，构成了明代的锁国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