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 · 第十五节
《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第十五节
本节先比较陈寅恪与钱穆治学的不同:陈氏亦中亦西、亦古亦今,长于融会中外,关注魏晋民族迁移、隋唐胡汉混杂及佛禅影响,将西方人类学引入中国史学……
本节先比较陈寅恪与钱穆治学的不同:陈氏亦中亦西、亦古亦今,长于融会中外,关注魏晋民族迁移、隋唐胡汉混杂及佛禅影响,将西方人类学引入中国史学;他对文化与所依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存亡持冷峻客观态度,认为制度一变文化必随之沦丧,不像钱穆那样对文化自恋情结深重。他治学既重小问题考证,更重关乎国家盛衰的大问题,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实为抗战背景下探讨人与社会对制度的保存作用。作者认为王永兴对陈氏体会深切,但对《柳如是别传》论说得太泛。
接着论吕思勉:他淡泊宁静、不喜交结,博通二十四史三通,著述五六百万言,是首部白话通史的作者。他主张国家遇大变局时学者应潜心学术、研究根本问题,强调纯科学精神。他治史以“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板块为框架,制度研究最为珍贵;他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及马克思社会经济理论而不带政治宣传色彩,独立思考,不取奴隶制说与阶级斗争论,兼取今文经学大同理想与法家督责之术,理性冷静,与陈、钱风格迥异。
末段总论:海通前中国史学在固定圆圈内循环,只论治道不究政体;海通后“世界”概念引入,中国史学必须以新眼光重审全部历史。20世纪史学回应时代挑战,总体分两大路向:一是以现代性观照、批判为主的立场,其中自由主义一方渐进改良,发掘中国历史文化特殊性,但有文化决定论与“脱根”缺陷,在中国史领域势力不强;社会主义一方则期望既挣脱传统又超越西方,易走向文化虚无与激进。作者认为我们今天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总体把握仍只能倾听诸家不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