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讲义》第二十六节

清初以恢复明朝制度为急，大量起用明季旧臣，其中多为后世所称的贰臣，人才卑下，只求稳定秩序，谈不上士大夫风范。

清初以恢复明朝制度为急，大量起用明季旧臣，其中多为后世所称的贰臣，人才卑下，只求稳定秩序，谈不上士大夫风范。顺治朝宰相初用范文程、宁完我等人，后用冯铨、陈名夏等，或恩礼不终，或以状元宰相歆动汉人，皆过渡性质。但清廷自入关即抑制苛征聚敛，不竭泽而渔，尚有开国气象。

康熙初年辅臣专政，熊赐履上万言书，请修《会典》、肃官箴、兴学校、崇节俭，并劝皇帝亲儒学、远佞幸，因此得罪鳌拜，屡遭诘问，皇帝都加以回护。鳌拜败后，熊赐履升任学士，主持经筵。李光地天资敏锐，长期为皇帝讲学，主持御纂诸经，深得眷顾。熊、李有师生之谊，却因争宠互相攻讦，人品都不纯正，但以道学得君，客观上带动天下崇尚道学，养成士大夫风气。

熊赐履曾误票公文，企图推诿给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并嚼毁证据，被察觉后罢官。李光地在督顺天学政时逢母丧，请求只守制九月，御史彭鹏连上两疏弹劾他贪位忘亲，列十条罪状，措辞激烈。皇帝命李光地解任在京守制，实则是试探其道学真伪。此后李光地仍始终受恩遇，是因为他主纂经传符合皇帝心意，并非看重其道学。李光地后来被全祖望以负友、夺情等事讥议。

康熙朝道学盛行，熊、李之后，陆陇其、汤斌、张伯行以达官从祀文庙，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等也以道学闻名。但道学家亦有不情之举：赵申乔举发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因论南明史事被处死。作者认为此案源于皇帝私天下之念与种族顾忌，而赵申乔事不干己、逢君之恶，正是道学家常有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