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第九十九节

本节论述纳粹医生“奥斯维辛自我”的意义来源及其普遍性。首先，作者指出希特勒1939年对犹太人的公开警告，实质是建构一种叙事：将犹太人指认为世界邪恶与军事威胁……

本节论述纳粹医生“奥斯维辛自我”的意义来源及其普遍性。首先，作者指出希特勒1939年对犹太人的公开警告，实质是建构一种叙事：将犹太人指认为世界邪恶与军事威胁，从而把大屠杀的责任推给受害者。这种“责备受害者”的模式被纳粹医生沿用，他们将集中营的一切罪恶归咎于犹太囚犯医生，以维持自身正派医学制度的假象并转移罪恶感；集中营司令官霍斯也以类似逻辑，将高死亡率归因于犹太人自身，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其次，本节分析“奥斯维辛自我”如何从“表演”与“医学成就”中获取意义。门格勒是典型代表，他以充满纳粹雄性气概的表演式筛选，将屠杀行为体验为有意义的、理所当然的职责。同时，医学试验、绝育和消毒方法的“科学突破”，也为医生们提供了创造个人意义的空间。奥斯维辛的混乱环境允许医生们从放纵屠杀、稳健杀戮，甚至救人与屠杀的结合中找到意义，其意识形态足以掩盖怀疑，使人在死亡之地心理生存。

最后，作者将“加害者的角色转换”视为一种普遍危险，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职业群体中。一个原本人性的自我，可能叠加一个愿意与毁灭行为结盟的“职业自我”。作者以越战中的美国随军精神病医生为例，说明专业人员如何因错置的职业自信而角色转换，成为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帮凶，甚至在战后仍承受巨大的心理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