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第二十六节

本节通过访谈记录，展现了参与或接触纳粹“安乐死”项目的两类医生的心理与行为。

本节通过访谈记录，展现了参与或接触纳粹“安乐死”项目的两类医生的心理与行为。

R医生未完成学业便参军，因被授予柏林“重要职位”而兴奋赴任，却被直接派往屠杀中心。主管教授以元首命令、权威筛选、战时节约粮食及神父的神学认可等理由向他说明项目正当性，海德的名字也让他感到放心。但他因自己缺乏精神病学背景而失望，向主管及项目领导人海德、布莱克提出调离，很快获准。他承认伪造过病人死因，但称未直接参与杀人。作者分析，R医生的离开源于对罪过更敏感、技术专业的限制，以及对纳粹政权理想化破灭后的幻灭。战后他强烈怨恨欺骗他的纳粹医学领袖，认为他们应负责，并忠告年轻医生遇到此类项目应立即离开。他仍为项目成为大屠杀的“经验准备”而愧疚，并自问若专业对口是否会留下，暗示当时对元首的绝对信任可能使他留下。

普通精神病医生则呈现知晓与困惑、合作与抗拒的混合状态。E医生友善但非狂热，认同绝育与“医学意义上”的安乐死，一旦政治化便批评。得知病人被带走后很快死亡，他很震惊，并与同事尝试用各种方法救病人，但多数时候仍被迫合作。他区分“不诚实”的政治意见与“忠实”的医学判断，以回避道德真相，但言谈间难掩痛苦，最终不愿再谈。作者指出，这类公务人员的妥协是顺从与坚持专业标准的结合，结果是对自我道德堕落与政权幻灭的苦涩。学术中心的精神病医生离屠杀较远，但也处于妥协中，有人主张参与筛选以防更糟。一位曾积极参与的医生解释，较年轻者更认同项目，认为敌人杀害己方健康年轻人时，“安乐死”不算犯罪，“无价值的生命”一词在同事讨论中被随意使用；在独裁体制下，个体责任感被剥夺，使人觉得“必须这样做”，即便可能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