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第二十节

本节讲述“安乐死”项目中精神病学界有限而孤立的抗拒。许多医生采取“沉默抗拒”，通过改写诊断、弱化病人无劳动能力的结论、把病人留在大学诊所或送回家等方式，使其逃避死亡官僚机构……

本节讲述“安乐死”项目中精神病学界有限而孤立的抗拒。许多医生采取“沉默抗拒”，通过改写诊断、弱化病人无劳动能力的结论、把病人留在大学诊所或送回家等方式，使其逃避死亡官僚机构；护士和护工则警告病人逃离。一位精神病院院长向司法部提出应像绝育法那样公开立法。老一代人道主义者的影响至关重要，尤其是卡尔·朋霍费尔，他被马克斯·德·克里尼斯取代教席后，更积极地协助儿子迪特里希联系教会，为拒绝交出病人寻找精神病学依据，并为同行的抗拒提供间接支持。受其影响的汉斯·格哈德·克罗伊茨费尔特教授保护了本机构病人，公开抨击“安乐死”却因被视为古怪而未受迫害。

唯一公开反对的是哥廷根的戈特弗里德·埃瓦尔德教授。1940年8月15日维尔纳·海德召开的会议上，他拒绝担任“专家”，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并非无望，随后被海德礼貌地“开除”。会后他写备忘录寄给上级、海德、康迪及马提亚·戈林（请其转交赫尔曼·戈林），以纳粹话语框架质疑此举是否有益，认为只有极端围困时才可放弃病人，并主张国家应资助贫困家庭而非区分贫富。他质问是否所有病人都不可医治，强调新疗法的改善、亲属的自责与对医生的恐惧会损害医学职业，并指出处死与绝育不同，是终结一切。埃瓦尔德原同情纳粹、多次申请入党未果（因一战致残一臂），1939年被形容为政治“可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