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第一百零五节

纳粹并不依赖任何正式的心理学体系，而是接受一种单面的尼采式愿景，把犹太人建构为会瓦解德国共同体的“反类型”，并一度赞同荣格区分“雅利安”与犹太人无意识的观点。

纳粹并不依赖任何正式的心理学体系，而是接受一种单面的尼采式愿景，把犹太人建构为会瓦解德国共同体的“反类型”，并一度赞同荣格区分“雅利安”与犹太人无意识的观点。他们反对内省心理学，认为日耳曼灵魂应体验宇宙精神法则，心理学与自我实验被视作犹太影响的产物。种族灭绝于是被当作一种“治疗”：它解决了犹太人区外逃问题，让大量人信奉神秘的共同体，重演一战初期的共同超越感，帮助纳粹尤其奥斯维辛的医生克服内心冲突、继续参与屠杀。

希特勒把这种治疗整体化，末日时下令摧毁德国的工业与交通，认为战败即民族无价值，其自杀是让整个德国民族分担牺牲。作恶者由此把暴力转向自身和本民族，用自我毁灭完成最后的净化，使种族灭绝的逻辑以集体自杀告终。作者由此提出“医学原教旨主义”：以治疗为名恢复国家暴力，把病人式的治疗想象扩展到整个种族，医生取代祭司成为死亡与不朽的仲裁者；亚美尼亚人被称为需手术切除的肿瘤，土耳其医生也参与其中。这种以杀戮求治疗的想象永远无法完成，只会驱使人不断杀戮。

种族灭绝需要两类人：策划监督的职业精英和执行屠杀的职业杀手，他们在被征募前已受“种族灭绝氛围”影响，处于知晓与麻木混合的“中等知晓”状态。1941年3月前后，来自下面的揣测与来自上面的命令汇成无法追溯到具体文件却已成型的序列。医生、科学家、工程师、律师、教授等专业人员提供了技术、意识形态推理与组织过程；政权一面蔑视知识分子，一面又要求他们领导这场屠杀性的治疗。医生群体从普通到纳粹再回归普通的过程显示了职业在压力下的易感性，海德即是靠科学成为纳粹喉舌的例子。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欢迎“雅利安物理学”，精神分析学家区分雅利安与犹太心理学，犹太人奥托·韦宁格也把犹太主义说成“最大的否定”。专业人员自视为在创造新事物，被种族灭绝推动力诱惑为变革与复兴的精神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