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第七十一节

恩斯特·B医生对犹太人持严苛态度，对“最后解决”表示理解，但在个人交往中却对犹太个体表现出人性化，这一矛盾在灭绝机构中成为救命的典范。

恩斯特·B医生对犹太人持严苛态度，对“最后解决”表示理解，但在个人交往中却对犹太个体表现出人性化，这一矛盾在灭绝机构中成为救命的典范。战后，他陷入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既无法真正理解奥斯维辛，又无法摆脱它的阴影。为减轻其极端性带来的道德压力，他将奥斯维辛等同于历史上其他集体虚伪的事件，比如教会的伪善。在访谈中，他极力回避情感表达，用省略动词等方式避免为言语负责。他呈现出一个战后进步的保守民主派形象，内心却保留着纳粹一代的历史，并通过阅读生物学著作（如洛伦兹的作品）来维持一种与纳粹时代有连续性的世界观。

从整体生活模式看，恩斯特·B一生都在平衡两种基本渴望：对人际联系、归属和接纳的强烈追求，以及从父亲和叔父那里继承的“正直”理想——即在压力下也不放弃原则。他的家庭经历了一战德国的耻辱，他被赋予了继承天才叔父遗志的“幸存者使命”。这种背景使他既渴望集体归属，又保持正直。在奥斯维辛，他对归属的需求本可能使他同流合污，但他独特的流动型联结方式（不绝对忠诚于任何一方）和正直感（表现为帮助、治疗）使他能够抗拒执行筛选任务。他利用机构层级，以自己“无能”为借口规避命令，而没有质疑命令本身的正确性。这使他避免了其他医生那样强烈的双重自我分裂，因为他的医生角色和与家人的联系巩固了他人性的一面。然而，他始终被奥斯维辛困惑：作为纳粹从属者，他需要原来的纽带；作为有正直感的人，他又必须批评性地远离大屠杀，同时证实自己参与其中的真相。西蒙·科恩（象征人性）和门格勒（象征邪恶）这两种道德模式始终在他心中回响。

第17章转向奥斯维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作者的研究始于门格勒的法律文件，终于1985年宣布其坟墓被发现。作者选择门格勒并非为了强化其恶魔神话，而是为了理解他的个人心理如何与纳粹生物医学愿景相互补充，以及他在医学化屠杀和科学堕落中的角色。门格勒在战后并未立即成为著名人物，幸存者虽在1945年法庭作证中提及他，但他未出现在纽伦堡审判名单中。直到1958年，德国作家恩斯特·施纳贝尔的工作促使幸存者提供证词，才使他成为公众焦点。他在南美多国流亡，包括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其传奇不断被夸大，甚至出现编造的死亡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