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第四十二节

一战的死亡与战后五年的动荡，使德国社会对暴力和生命变得麻木。

一战的死亡与战后五年的动荡，使德国社会对暴力和生命变得麻木。这种氛围反映在魏玛时期的文化中：雷菲施、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等人的小说戏剧普遍以骗子、强盗为主角，观众被引导去同情掠夺腐朽体制的罪犯；弗里茨·朗的电影里警察与罪犯的世界互相交织，甚至合作办案。现实中德国也确实发生过多起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如汉诺威的哈尔曼杀害男孩并将其肉做成罐头出售。他被捕后，自由主义者主张免其死刑，民众却编歌谣嘲弄受害者，反映出社会对残酷的普遍宽容。这种对暴力的容忍被追溯到德国童话传统中大量的食人、肢解等恐怖情节，以及其中对权威、纪律的强调和对异类的排斥。拉尔夫·达伦道夫认为，德国社会"被许可的行为"极为狭隘，不符合既定规范者易遭排斥甚至迫害，这种文化土壤为后来的暴行埋下伏笔。克劳斯·曼在慕尼黑的咖啡馆见到希特勒时，发现他的相貌与杀人犯哈尔曼惊人相似。

1924年希特勒出狱后，改变了策略。他认识到靠准军事组织政变夺权行不通，决定让纳粹党在民主制度内以合法手段摧毁民主，先成为国会多数再上台。他向巴伐利亚新总理黑尔德保证遵守宪法，换取了对纳粹党及其党报的解禁。1925年2月，希特勒在慕尼黑重新召开党员大会，宣布由自己一人独揽党的领导权，确立了党的绝对服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