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十讲》第三十一节

本节论述明代中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及其在各领域的表现，以及士风与社会风尚的演变。

本节论述明代中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及其在各领域的表现，以及士风与社会风尚的演变。

万历中期社会矛盾重新激化，心学内部的颜钧、何心隐、李贽、顾宪成、高攀龙及明末清初的刘宗周、黄羲宗等，与科学家、复社成员、考据学者等一道，抨击王学末流的空谈，倡导经世致用。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躬行实践、过问政治，凤阳巡抚李三才上疏痛陈矿监税使之害，东林党人认为政事是非应由天下公论而非君主意旨判定。为应对边患，学者编纂了三百余种边关史地著作，注重文献考实与实地考察，兼具批判与实用色彩；另有大量资治类奏疏结集，如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顾炎武编《天下郡国利病书》。科学家则以实验和数学方法推进研究，李时珍、徐弘祖、宋应星、朱载堉、徐光启等写出《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著作，并吸收西方科技，产生了国内外影响。

在士风与社会风尚方面，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使商人地位提高，王守仁、张居正及明末思想家提出四民同道、农商并重乃至“工商皆本”的主张，社会风尚由俭入奢。士人的“治生”观念随之改变，生员增多而仕途狭窄，促使士人凭学识谋生，身份标准转向功利标准，士人经商亦沾染重财之风。以润笔为例，明前期士人取酬尚顾品行与尊严，天顺以后收费普遍且数额渐增，成化、弘治年间为钱不问贤否一律应酬，正德以后明码标价，文化作品的商品化趋势日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