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信任：为什么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第五章：社会困境

本节提出“社会困境”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个人在协作顺从群体准则与背叛遵循冲突准则之间进行的风险权衡。

本节提出“社会困境”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个人在协作顺从群体准则与背叛遵循冲突准则之间进行的风险权衡。当足够多人选择背叛时，可能引发从大规模饥荒到公民权利运动等极端后果，因此社会关注此类困境以维护集体利益。

作者以“囚徒困境”模型说明最小的社会困境：罪犯爱丽丝和鲍勃分别被隔离审讯，各自权衡后都选择告发对方，结果双双入狱六年，而若都保持沉默只需服刑一年。这一模型揭示了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以及合作与道义正确并非一回事。类似的困境还包括基础贸易中的欺骗、两家公司为争夺固定市场而都做广告的军备竞赛，以及鹰鸽博弈等。不过，并非所有两人互动都构成困境，如两名司机合力移开挡路的树便不存在冲突。

当群体规模扩大，困境更为复杂。以过度捕捞为例，单个渔夫若只考虑私利会多捕鱼，但若人人如此则导致鱼群枯竭，即经济学家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此类困境常为非零和博弈，即可能出现所有人皆受损的结局，且个人行为对整体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另一种类型是“搭便车者问题”，如家长拒绝让孩子接种百日咳疫苗，虽个人可规避副作用风险，但若拒绝者过多则会摧毁群体免疫，导致疾病流行（瑞典接种率从90%跌至12%，患病率随之暴涨）。拒绝纳税者、不愿自费安装烟感器的住户也是搭便车者。

作者进一步指出，社会之所以介入这些困境，是因为个体选择会波及更广泛的群体：社会在乎的是所有权受尊重、商业体系依赖信任、犯罪组织需要成员忠诚。这些困境单独来看都无逻辑解，因为信任违背人的本性且不符合短期私利，这解释了合作在自然界罕见、人类形成合作缓慢，并因此发展出社会性压力来增强合作与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