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信任：为什么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第四章：信任的社会历史

人类与狒狒等动物不同，能够与陌生人协作、公平待人，并通过亲社会冲动与社会压力约束越轨行为。

人类与狒狒等动物不同，能够与陌生人协作、公平待人，并通过亲社会冲动与社会压力约束越轨行为。但文化飞速演进而基因进化极慢，我们仍带着为十万年前小型族群生活进化出的大脑，去面对现代社会的信任难题，还遗留了偏好短期收益等认知偏差。协作系统中总有背叛者，于是人类进化出应对策略，其代价高昂：不信任社会需为各种防护（警察、法庭、锁具、安检、审计等）付出大量成本，这些成本藏在商品价格里，还表现为自由、隐私等无形损失。

史前社会靠道德与名誉这类非正式的社会压力维持信任：人们因负罪感、报复预期和名声顾虑而守规矩。例如迪肯悖论——男女分工使配偶关系难以被直接监督，人类便创造了象征性契约（公开的结婚承诺），让社群共同监督并惩罚越轨，从而捍卫了劳动分工与社群稳定。但这类机制只在小群体中有效。邓巴数表明人类可维系的群体层次约为5、15、50、150、500、1500人；群体越大，关系越匿名，非正式压力越失效，于是需要正式的社会压力。

农业出现后，人类必须信任更远更多的人，制度与科技应运而生。制度（政府、法律、执法、刑罚）把既存规范正式编纂，并支撑"群组构成的群组"，使社会规模空前扩大；科技（从土墙、陷阱到文字、印刷、互联网）既让防护可规模化，也让道德与名誉可记录传播。制度压力与防护体系的核心作用是以"对系统的信任"取代"对人的信任"，帮助人类突破邓巴数。同时，信任的重点也从"信任意图"转向"信任实际行动"，社会压力更强调顺从。技术还使专业分工与远距离通信成为可能，让国家、企业、组织变得更大更复杂。但社会性压力不保证社会公平或道德——《汉谟拉比法典》就含野蛮条款，历史上也不乏政府压迫；它还会阻碍社会变革，因为协作者倾向于维护既有准则。此外，社会压力并非只存在于全社会，朋友聚餐、犯罪团伙、军队、企业内部同样存在。